1月31日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介绍当前的农业情况和农村政策，并答记者问。

　　主持人郭卫民：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昨天已经正式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媒体十分关注，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先生同大家见面，做进一步的解读，并回答大家的提问。现在就请陈副主任做一简要介绍。

　　陈锡文：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昨天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中国农民和很多从事农村工作的人非常熟悉的中共中央发出的2005年一号文件。大家知道，去年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一号文件，是2月8号公布，2月9号国务院新闻办开了新闻发布会。所以，我特别感谢国内外媒体长期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也非常感谢国新办每次在中央文件发表后就立即召开这样的新闻发布会。

　　去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今年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一号文件，两个一号文件都是针对农村工作，足见党和中共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之所以这样，很重要的是中国在跨越世纪之交迈入了新的阶段，进入新世纪，大家在整个新世纪发展中看到的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加快。各种生产要素都开始高速大规模的向城镇集中，这也是世界各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的经历，中国也不会例外。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都没有像中国有这么多的农民。现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过程中，有的国家的农业得到了加强，但有的国家农业反而受到了削弱。所以，中国政府正是吸取了别的国家的教训，特别关注农业，因为中国有着数量巨大的农民，必须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中国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大家也感觉到，媒体也给予了大量的报道，在我们党召开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那是2002年年底，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六大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提出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在2003年初，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那个时候刚当先选为新的总书记不久的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明确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也就是明确了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党和政府对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全部工作中所处的地位。

　　在2003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指导当时农村工作的文件中又进一步明确，要长时期的实行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三句话构成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党和政府对待农业的态度，以及对待农业问题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基础。概括起来就是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方针，要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要坚持对农业、农村、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就我个人的理解，去年的一号文件、今年的一号文件都很好的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基本思路和制定政策的要求。

　　关于当前农村经济的基本状况，以及这个文件的内容和重点，新闻办已经有一个材料发给大家，所以具体情况我就不多讲了。我就先介绍这样一些基本的看法，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只要能回答，我乐于回答。

　　道琼斯金融通讯社记者：第一个问题，在2005年政府计划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多少资金？如果可能的话，在之后的两年中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数据？第二个问题，政府对于2005年粮食生产预期的产量是多少？第三个问题，2005年是否还会有农业税，还是政府会继续进一步的减免这方面的税收？

　　陈锡文：我简单的回答一下你提的三个问题。政府对于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性的投资中大概占三分之一左右。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比较强调财政要逐步建立成公共财政，各种各样的投资应该说正在实行多渠道、多主体的方式，在全部的投资比重中，政府所占的投资并不是主要的部分。但是，在政府用财政资金进行的投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是不低的，具体的数额大概在700亿元以上。

　　第二个问题，关于2005年粮食预期性的目标。去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提出2004年的粮食总产量希望达到9100亿斤，但这是一个指导性的目标。从全年实行的情况看，是可以超额完成的。今年的具体目标还要到人代会上再决定，但是我想，从整个市场需求的情况看，政府的要求是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水平，如果能有所增长的话，更好。

　　第三个问题，关于对农民实行减免税的问题，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会进一步加大减免税收的力度。当然，具体减免多少还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财政报告的时候才能正式决定。

　　CCTV记者：农村在取消“两工”之后，我们发现一方面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感觉它似乎又是一把双刃剑，使原本就很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显得明显的不足，比如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去年的南方大旱不是因为水资源的紧缺，而是因为工程性缺水。因为水利工程出现老化的现象，在很关键的时刻起不到作用，长期下去的话，这个问题会显得很严重。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关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此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谢谢。

　　陈锡文：您提的问题确实是近两三年来各地农村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仅仅是水利的话，在中国有灌溉设施的耕地面积就要超过8.3亿亩，所以水利对中国的农村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并不都是甚至主要不是靠政府的投资建成的，而是大量的运用农村的劳动力，通过劳动积累的形式建设起来的。在税费改革的过程中，之所以要取消“两工”主要是针对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投资的，有一些地方违背了政策，强迫农民出工，这就侵犯了农民的利益。第二种情况，在有一些地方，建设这些工程设施的时间可能和农民经营性的安排有冲突，比如他自己家里有其他的商业活动要做，或者这个劳动力已经外出打工了，不在家，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本来是可以不出工，出一定的钱来完成他的任务，但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农民出钱而不让农民出工的现象，因此也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所以，取消“两工”主要是针对这两种情况。但是，中央的政策历来是鼓励农民投工、投劳的，就是他自己用劳动建设能够使他自身的生产和生活直接受益的工程，中央的政策历来是鼓励和支持的。这次的文件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第一，只要是农民能够直接受益的中小型的工程；第二，通过严格民主讨论的决策程序；第三，要让农民参与监督这些工程费用的开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继续由农民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工、投劳。根据水利部门的统计资料，在税费改革之前，中国整个农村为了恢复水利设施和建设新的水利设施，至少投工数量要达到100亿个。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工都用钱去购买的话，我想1000亿元买不下来。所以，这样大面积兴修水利工程完全靠政府拿钱，现在还是做不到的。现在文件中强调继续鼓励农民为了改善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为了自己生活的美满、生活的方便，自力更生，投工、投劳。大家如果看了这个文件，应该注意到有两点，一点是这个文件特别强调有关的政府部门必须制定严格、具体的政策措施，来界定什么样的工程可以让农民投工、投劳，什么样的工程不可以，并且规定要经过农民民主讨论的程序。第二，文件中也明确规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要建立对农民投工、投劳的小型水利工程给予他需要购买材料的部分经费补贴，我想，后者随着国力的增强会不断地加大。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很多官员都提出，目前中国是二元化结构的社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地加大。前段时间，在中央到党校举行了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当时农业部政策与法规司表示，虽然200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农村和城镇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加大到七倍。今年的一号文件里国家有没有相关的措施？第二个问题，今年的一号文件第七条提到了改革和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健全农民投资机制，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现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农民之间的民间拆贷情况，请问您认为如何改善农村民间的投融资体制？

　　陈锡文：关于第一个问题，一段时间来大家都非常关注，就是关于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2003年，根据统计局测算的数字，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概是3.23倍，也就是3.23个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去年一号文件中，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再加上去年天气比较好、收成比较好，粮食价格有了比较明显的恢复，所以去年农民收入增加是比较多的一年。从目前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2004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会进一步的扩大。今年的一号文件媒体都报道了，一共分九个部分，第一部分直接讲了中央要采取各项政策来帮助农民增收，包括会继续减轻农民的税负。关于农民增收的问题，对中国来说，还有8亿多农民，要想迅速地使他们的收入达到城镇居民的水平，这是很难做得到的。但是，从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大家都能看到，一是中央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二是要对农产品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控，保证供求总体平衡，价格基本稳定；三是不断地减少农民的数量，使得继续务农的农民逐步的扩大经营规模；四是在财政方面应该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倾斜，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这些措施，我想，农民的收入会逐步地加快增长，但是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相信，绝不会出现向您刚才讲到的，有的专家测算农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扩大到七倍以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民间拆借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其实政府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在农村，民间融资的活跃，实际上就表示正规金融对农业和农村支持的不足。所以，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非常强调金融部门的改革以及通过改革来加强对农业、农村的金融支持。在农村，民间金融借贷或者民间借贷不能够完全消除，即便在城市也是这样，但是正规金融对农业、农村、农民支持的加大，就会缩小民间金融的市场，剩下的部分，金融部门应该加强对这些民间金融借贷的监管，比如说控制利率水平，不让它变成盘剥农民的高利贷，同时要监督他们借入和贷出的状况，避免金融风险。

　　越南ＶＮＡ记者：中国有7亿多农民，其中过着贫穷生活的比例占多少？在2005年，中国政府有何计划使这部分农民的比例缩小，把这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陈锡文：我想你指的是中国政府讲的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的减少问题。你大概知道，2003年底，这部分贫困人口在中国是2900万人，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大概可以减少300万人。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四条措施：第一，文件明确要求中央财政继续增加对扶贫资金的投入；第二，经过探索，提出来应该把各方面投入贫困地区的开发性资金结合起来综合使用，因此推出“整村推进”的措施；第三，鼓励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农民的就业；第四，政府要增加投入，对于贫困地区，尤其是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对他们进行专业职业技能的培训，让他能够更多的转移到其他地区去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去年减少300万未解决温饱的人口的数量，是二十一世纪以来这四年时间中减少最多的一年。所以，今年在文件中没有明确提出具体要减少多少，但是我想采取这些措施之后，一定会在2600万左右的水平上进一步降低这部分人口的数量。

　　《南华早报》记者：陈主任，您刚才讲到要减少农民的数目，增大他们的生产规模。现在很多时候，农民的减少是因为他们失地，土地用在其他用途上，怎么能做到减少农民数量的同时又能保证他们生产规模的扩大呢？那些不再种田的农民，政府怎么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的问题？另外，想问一下去年粮食生产的缺口是多大？预计今年的目标怎么样？谢谢。

　　陈锡文：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你大概已经了解，去年在加强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政府对于控制土地的流失是高度重视的。去年曾经采取了这样的政策，首先是冻结了半年农地转为非农业的建设用地，就是不审批，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其次，去年10月底的时候，国务院出台了28号文件，这个文件对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占地，占地之后怎么保障农民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做了明确的规定。刚才讲的减少农民数量来扩大继续务农农民的经营规模，他们和城市化、工业化占地的那部分失地农民不是一个概念，工业化、城市化当然会占用一部分土地，对于失地农民，中央政府制定了政策的基本趋向：第一，中国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第二，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占用的农民的土地，一定要让这部分农民能够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不能让他们更贫穷，要让他们有保障。至于扩大农地的经营规模，中国实行的是家庭承包土地的基本农村经营制度，是指农民在承包期内（法律规定30年），如果愿意到城里打工，他的土地就可以在自愿、自主的情况下转让给别人耕种，继续在家务农的人就可以扩大经营规模。

　　第二个问题，粮食缺口的问题，是指当年国内粮食产量和总需求量的缺口，从2000年到现在，一直存在这样的缺口。去年中央政府提出的粮食预期的生产目标是9100亿斤，而去年的国内总需求大概是9800亿斤，这样按预期算就有700亿斤的缺口。但是，由于全年气候比较好、粮价比较高，农民又有种粮的积极性，所以实际缺口并没有这么大，最终这个数字在2月底人代会召开之前，国家统计局会公布去年粮食的具体产量。可以这么说，今年一号文件的主题，之所以要强调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建设，也是希望提高土地产出率之后，逐步缩小现在粮食产出的缺口。但是，应该强调，我们现在国家的粮食库存还是相当充裕的。同时，从2004年开始增加了粮食的进口，从1997年到2003年之间，中国是粮食的净出口国，去年已经转为净进口国，大概进口了800多万吨粮食。尽管粮食生产和当年的需求存在缺口，但是市场上绝不会出现供求紧张的局面。

　　上海解放日报驻京记者：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去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今年一号文件的主题是提高农业的综合能力，这是不是意味着农民的增收问题是可以向提高综合能力转变的？谢谢。

　　陈锡文：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时候曾经讲到，中国农民收入的问题要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所以绝不是说去年农民增收比较多，中国的农民收入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去年中国农业中确实出现了一个亮点，就是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比较多，据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全国农民人均增加300块钱以上的收入。所以，在去年，农民自身也比较担心，觉得去年粮食增产比较多、增收比较多，2004年一号文件中支持农民的政策会不会改变？针对这个问题，去年8月份，胡锦涛总书记在四川农村调查的时候，面对面的回答了农民这个问题，他对担心政策变的农民说了三句话，说“行之有效的政策绝不会改变，要增加给农民实惠的政策会进一步保持稳定，随着国力的增强，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农民的扶持”。

　　去年农民增收有多方面原因，我刚才讲到气候好，各种农产品增产，价格回升，使得农民销售同样的产品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但其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政策给农民直接减负增收。我算了一下，去年最受农民欢迎的五项政策，我们把它叫做“两减免、三补贴”，免除了农业特产税，降低了农业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对农民种植粮食给予两种补贴，以及对农民购买农机具给予一定的补贴，农民从中得到实惠451亿元。如果你看一下今年中央文件的第一部分就能看到，去年给农民的451亿元全部都保留着，并且都得到了新的加强。也就是说，这个文件非常好的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好政策不能变，给农民实惠不能减的精神。这说明，尽管文件强调的主题是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但是丝毫没有忽视农民的增收问题。

　　我想强调一点，刚才讲到，中国农村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民，都要靠政府去补贴让他们致富，这是做不到的。所以，一方面强调政府对农民采取增收减负政策的同时，还要找到农民致富的治本之策，就是加强农民生产能力建设，只有这个能力加强了，农业的效益才能真正提高，农民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更多的收益。

　　《中国日报》记者：刚才陈主任提到，我们国家对农业、农民有政策性的补贴，一号文件中也提到要建立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措施。我想问，我国农业WTO黄箱政策使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在国际上是什么样的水平？第二个问题，有统计表明，中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2004年可能达到55亿美元，其中我国传统上比较有优势的畜产品贸易逆差也有10亿美元左右，请问陈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逆差？我国今后农产品的贸易会不会就是这样一种趋势？谢谢。

　　陈锡文：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黄箱补贴的数额是根据国家的发展程度不同来确定的。目前，发达国家补贴可以相当于农民生产总值的5％，发展中国家是10％。但是，在中国入世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最终承诺的黄箱补贴数额相当于农业生产总值的8.5％。应该说明，中国政府尽管给了农民一些补贴，但是和我们向世贸组织承诺的8.5％的生产总值相比，远远没有达到。

　　第二个问题，确实大家都关注到了，去年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出现了比较大的逆差，这其中有多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去年农产品的进出口结构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出口了超过2000万吨的粮食，但是去年我们却进口了800万吨粮食。所以，粮食由净出口变为净进口这一项一定会使得粮食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局面发生很大的变化。关于粮食进出口方面存在的逆差，刚才我在回答《南华早报》记者时已经讲到，我个人估计，国内粮食产需缺口在一个阶段内还会存在，所以粮食进口大于出口的现象大概在一个时期内还会持续。至于其他方面，像鲜活农产品、蔬菜、水果、畜禽产品等等，这些年出口的数额还是增加比较多的。您刚才提到畜产品去年前11个月10亿美元的逆差，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国内的市场消费水平在不断的提高，有一部分高档或者我们不能生产的产品扩大了进口；第二个方面，中国去年畜产品的出口坦率的说在某些地方遇到了新的贸易壁垒，就是有一些国家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产品进口的质量标准，我想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对提高人体健康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样的标准应该有科学的依据，应该对国内的产品和进口的产品一视同仁。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更好地解决农产品进出口的质量标准问题以及解决一部分国家对自身农产品出口的补贴问题，大概会缓解中国农产品出口方面遇到的一些不太公平的对待。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前不久我听到陈主任做过一个报告，您说2005年的农民增收空间很小，去年增收的原因是政策和价格的问题，您刚才也说了价格和气侯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利的。请您从专家的角度来谈一谈农民今年增收的难点在哪里？怎么解决？第二个问题，前不久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数字，去年的玉米产量过剩，大米生产不足，在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谁能告诉我，明年到底种什么才能赚钱”，他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才能了解到他所种的东西跟市场的需求是一致的？第三个问题，温总理说过，用五年的时间来全面减免农业税，根据去年的执行情况，是否能够提前两年完成？

　　陈锡文：第一个问题，从去年秋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如果有机会、有场合，我总是强调这句话，不要认为去年农民增收幅度比较高，就认为农民的收入问题比较好解决了。我总是强调，今年气候和价格是很不确定的。考验到这两个因素，今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难度会比去年加大。所以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就更强调要实行支持农民增收的好的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级干部更好地把这些政策贯彻到农村的基层。根据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纲要的规定，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要努力达到5％左右，这仍然是我们今年农民增收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其实全世界的农民，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说这个话，告诉我明年应该种什么。应该说，把市场的供求状况怎么样及时、准确地告诉农民，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也要采取一些调控的手段和政策，比如什么时候某个产品过剩了，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政府可能就要采取扩大储备等等措施。我想，农民自己也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感受到了这个产品在市场上多余或者缺少的程度。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可以看到，除了政府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之外，非常强调的就是农产品的市场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的建设。

　　第三个问题，去年3月5号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要用五年时间取消农业税，这是我所知道的在这个会上引起掌声时间最长、最强烈的一句话。大家也知道，减轻农民税负之后，中央政府是要增加转移支付的，这样才能保证基层政府、农村的教育卫生事业继续发展，所以强调五年免除，有很大一方面是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去年开始，有一部分地区完全免除了农民的农业税，中央政府在2004年安排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完全免除农业税，向农民少收的税负完全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但是，去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规定，如果地方政府愿意，省市一级政府也可以对基层增加转移支付，同意他们免除农业税，这样实际上去年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8个省市自治区免除了农业税。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关于税收减免同样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中央鼓励地方政府，有条件、有能力可以自行免除，据我的了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又有16个省区提出减免农业税，到目前为止，今年可能有25个省市自治区会全部免除农业税。因此，从目前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就应了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去年说用五年，现在看来可以不用五年，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来减轻农民的负担。我想，地方政府有这么大的积极性，主动地去取消农民的农业税，至少表现了两条，第一，各级地方政府也跟中央政府一样，高度地关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第二，也表明各地的经济水平在不断增强，所以省、市两级政府也可以有更多的财力去支持基层免除农业税。据我了解，到去年年底，中央财政为地方减除农业税，增加了转移支付是524亿，各地省市政府在中央财政增加对农民减免税收、增加转移支付的同时大约增加了150亿，但是今年还会进一步增加，到底能减除多少，我想人代会结束之后，大家就都会知道。

　　郭卫民：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